港台音乐多用快节奏，渲染气氛，抒情歌到达顶峰，传唱度较广，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特别是以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的国策提出为触发，在音乐文化领域,从意识形态方面政治主导、高度一致下的革命歌曲一统天下，逐步发生了向抒情歌曲、娱乐性流行歌曲的转换。

伴随经济的改革开放，海外家电产品大量涌入中国内地，打先锋的盒式录音机和与之相配合的录音磁带，其势一时颇为迅猛，尤以邓丽君的流行歌曲盒带传播最广，其次有刘文正、凤飞飞、张帝等。 邓丽君由于其个人风格的成熟和完整在内地获得了广泛流传，并对内地流行乐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第一代女歌星和流行乐作者从邓丽君盒带的演唱和配器上得到启发和示范。歌星程琳、段品章等人则由于模仿邓丽君惟妙惟肖而得“小邓丽君”之称。 港台歌曲的传入带来了一种新的音乐文化形态。1980年前后成立的广州太平洋影音公司，是最早的流行音乐产业之一;广州茶座上的流行歌曲成为一种文化消费品;广州“紫罗兰”轻音乐队为流行音乐演出之先行者。

港台音乐的发展 港台歌曲仍在不断输入。首先是一批台湾校园歌曲。其次是伴随香港电视剧而来的《万里长城永不倒》、《孩子，这是你的家》等。再有是台湾流行乐作家侯德健带来的由苏芮演唱的《搭错车》插曲，尤以《酒干淌卖无》流传甚广。在1984年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上，香港歌星张明敏演唱的《我的中国心》不胫而走，广泛传唱。 至1984年间，自港台传入走红的歌曲多以爱国主义题材为主，与内地同类题材相呼应而汇成一体，完整地表达了当时的社会心态。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也同时为流行音乐这种商品化的音乐文化提供了发展的契机。流行音乐盒带及录音机的销量急剧上升。流行音乐的个体化听赏逐渐成为主要的消费方式，电视业的迅速发展也提供了覆盖面极广的传播媒介。 此时，流行乐的词曲作者群正在慢慢汇集。广东作者毕晓世、张全复、解承强、李海鹰、徐东蔚等与老一代的邱有为、金发钟、司徒抗等人正在音像界活跃。刘欣茹、张燕妮等广东歌星已将海外歌星的表演形式带到内地舞台上。电声乐队逐渐成形。此时“扒带子”(即根据海外作品的录音记录总谱，再重新灌制录音)既是大量海外电视剧引进的需要，也成为内地作者学习掌握流行乐写作的重要途径。大批年轻歌手相继加入“走穴”，即流行音乐搭班巡回演出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