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周断代历史的研究为历史学填补上了一个十分重要课题，在史学领域，殷墟甲骨的发现与研究证明了夏商周年代是中国最古老的历史课题，虽然距离现代历史久远但却个国家吸引人们的注意力。

　　殷墟甲骨 1903年第一部甲骨录书面世，此后，有了更多的著录、考释等研究成果，直接导致了安阳殷墟发掘。商代都城及大量商代文字资料的确认，扫清了国内外学术界对商王朝历史真实性的怀疑。一百年来，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甲骨学形成并取得很大发展，为重构商代史奠下坚实基础。

　　流沙坠简首先是西方国家为了“新的地理占领”(英国探险家斯文赫定语)纷纷到中亚一带探险、考古，在我国西北边陲新疆白龙堆沙漠(古称“流沙”)等地发现、发掘并掠走大批汉晋简牍。 1914年我国第一部简帛著作出版，此后不断有新的出土，地域遍及南北，时代上及战国，内容包括屯戍等档案、书籍、历籍、信函等等。近世科技的发展，更为保存、识别简帛文字提供了新的条件。如今简帛学已成为国际汉学的一个分支。

　　敦煌文书 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被打开，发现了数万件古代典籍和一批文化遗物。虽因清廷腐败，大量物品流落海外，劫余文书又遭将其解运京师的某些官员的盗窃，损失很大。但随着资料的陆续刊布，研究成果日丰，敦煌学已成为世界范围的显学。至今研究范围虽不断开拓，但从一开始校刊古籍、补叙史传就是敦煌学的一个重点。

　　大库档案指藏于内阁大库的明清档案，其中还包括宋元珍本书籍、稿本等文献。 1909年内阁奏请焚毁，获准。幸有学者们奔走呼吁、奋力抢救，使其大多数免遭焚毁及化作纸浆的厄运，得以俱藏于国内学术机关。今已结集出版，为改修明史、重修清史提供了大量第一手资料。

　　此外，产生于本世纪，与史学相关的学科还有很多。如我国的田野考古始于 1920年前后，建立在此基础上的中国考古学，由于传统金石学的影响，从一开始就有别于西方考古学，将重构没有文字的史前史及补证成文历史作为重要任务之一。七八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的迅速发展，一页页地打开了记载于大地中的历史，积累了丰富的资料。

　　“愤怒出诗人”，史学研究却需要冷静的头脑、缜密的思维，以科学的思想方法鉴别资料的史料价值，驾驭全部史料，将其融会贯通。而一系列的新发现及新学科的发展，不仅推动了各个断代史的研究，更使人们认识到，研究古史不能局限于文献记载，从古书到古书，还要以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相印证、以文献与文物相印证，并借助一切可能提供支持的学科，这就是所谓“二重证据法”、“三重证据法”等利用多重证据的研究方法。本世纪末年代学的大型课题———夏商周断代工程使用的多学科协作攻关的方法，可以说正植根于此。

　　夏商周年代学是一个古老的、难度很大的课题。我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考古发现与研究已将中华大地连续发展的历史揭示出来，找到了文明形成还要从距今 5000年再向上溯的实证。但是，在史书上明确的历史纪年始于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 841年)，再向上仅列世系而无年代。对此，司马迁说：

　　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稽其历谱谍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夫子之弗论次其年月，岂虚哉!

　　由此可见，《史记·三代世表》未录年代，不是因为没有记载，而是因为各种记载有很大差异，不能确认。这种做法不是没有缘由的。我们的民族很重视历史，上古已形成“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制度，推崇“直史”，要求史官不畏权势，留下真实的历史记录。如《春秋》、《左传》都有齐大史兄弟四人前赴后继“秉笔直书”的故事。司马迁很推崇《春秋》，说它“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疑”。班固对《史记》评论则是“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实录”。司马迁极力继承直史的传统，留下能够“定犹疑”的历史实录，采取只列“世表”，不列“年表”的处理方法，不想却使这年代的疑案延续了 2100年。

　　两千多年来，夏商周年代问题一直受到关注，《汉书·律历志》记载了用《殷历》、《四分历》、《春秋历》、《三统历》等推算的夏商周三代的积年和武王伐纣之年，但由于这些历法的粗疏而难以准确。《唐书·历志》也进行了推算，并指出了刘歆《三统历》的疏漏。据今所知，战国已有始于黄帝的编年形式的史籍，宋代包括三代诸王的年表通行起来，不止一种，清代更有官撰的《御批通鉴辑览》。本世纪初，有学者提出西方各国用耶稣诞生纪年，回教各国用穆罕默德纪年，我国当用黄帝纪年并编制了年表。但是这些年表都是建立在五帝和三代积年及诸王在位之年的基础上，形成不同的纪年体系，因而又回到了司马迁遇到的问题面前，而且遇到更多的困难。

　　首先由于年代的久远，司马迁当年见到的早期资料有的已失传，有的在流传过程中难免出现错简或讹误，使问题更加复杂。就目前所见，文献记载夏商西周各代的积年总计不下 25种说法。夏代 16王(不含禹)，诸王在位年数共计 61种说法。商代 30王(不含未立而卒的大丁)，在位年数共计 81种说法。西周 12王，在位年数共计 36种说法。如果没有新的证据，选取哪一说“论次年月”都会成虚言。当然，新证据、新资料是有的。本世纪陆续发现了一批西周铜器，其铭文中有年、月、纪时词语(月相)、干支等可以复原历谱的资料。殷墟甲骨文中也有一组月食记录，可以通过天文计算确定年代。数十年来不少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大量工作，仍是众说纷纭，尤其是金文历谱，由于目前对西周的月相纪日及历法尚未能洞悉，还没有一家能将所有资料准确无误地排入历谱。

　　资料多而存在矛盾，始终是夏商周历史年代学遇到的最大困难。如据天象、月相记载，不少学者试探过用天文学方法推算武王伐纣之年，但是文献记载伐纣天象、月相有十余条，难以一一满足。一些学者采取了将包括《国语》在内的一些记载一一摈弃的办法。然而，对历史记载不经过严密考证，没有充分理由是不能随意取舍的。因为文献记载的古史尽管是“层累地”造成的，但每个时代的人都要根据自己的理解和习惯的语言传诵甚至整理古代历史，而且时代愈古，传下的语言愈简约，后人想复原其过程必然多方采择，使得传闻愈繁，难免失真。另一方面，随着古族的融合，多头绪的古史也会合并、简化，也远离了原始形态。但这只能说明对史料要辨其价值，层层剥离流传过程打上的时代烙印，追索其原始面貌，而不能简单地否定留在晚期“层位”中的时期史料。

　　从文献看，《汉书》记载到公元前 78年，学者们推算“黄帝以来三千六百二十九载”，则黄帝时代当始于距今 5000多年前的公元前第四千纪。这与本世纪以来推算的黄帝纪元差异很大，但却与综合文献记载、民族学、考古学研究结果相合。又如《述征记》记尧碑铭有尧继位到永嘉三年“二千七百二十有一载”，则尧的时代当始于公元前 2400年，也恰与某些文献与考古综合研究的成果相呼应。这说明尚无成文历史的史前时代曾留下过有价值的史料，那么，对于有关夏商周三代的史料更不能轻易否定，因为商人灭夏以前已经“有册有典”，进入成文历史的时代，商王朝更有了保存档案文书制度，周代已开始整理、写定古代传下的历史资料了。

　　正是在总结了前人得失的基础上，世纪末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在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支持、采取多学科协作攻关的方法时，清醒地认识到古文献的整理和研究，是解决夏商周年代的基础，也是天文年代学科进行研究的依据。该工程组织人员对文献资料进行全面系统的查阅，将分散在浩如烟海的古籍中零星分散的年代学资料集中起来，辑集了 30万字的资料，虽然重要的史料大多为前人的研究成果引用过，但仍有个别子书的记述是过去注意不多的。针对过去的研究曾有从不同观点出发，对史料各执一端、聚讼纷纭的情况，学者们进行了对有关三代积年及诸王世系、在位年数的诸种说法的全面梳理，作出较科学的归纳和评价，筛选出较可靠合理的数据，对其它专题研究及总报告的编写提供根据与参数。武王伐纣之年的确定对于夏商西周的绝对年代研究有特殊意义，因而也被列为个案，收集了各家的研究成果百余篇，归纳为 44种说法，进行异说排比，并对文献中与伐纣之年相关的记载，进行了深入的考察、评析。此外该项工程完成了对有关文献记载可信性的研究，论证其形成年代、材料来源及史料价值。对夏至商前期有文献记载的二十九位帝王的都邑进行了系统的研究，通过分析、考辨，对各个都城的位置作出推断。因此，可以说世纪末的这项年代学研究，首先在文献方面总结了过去的成果，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准备了条件。

　　年代学研究涉及面很广，前人早已进行了跨学科的研究，但是断代工程是第一次同时组织了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学、测年技术等多学科的 200位专家学者共同攻关，将编制夏商西周年表的目标分解为九大课题 44个专题，除文献的整理研究外，还有天文年代学综合问题研究、夏代年代学、商前期年代学、商后期年代学、武王伐纣年代、西周列王年代的研究以及 C 14测年技术的改进与研究，最后进行夏商周年代研究的综合和总结。在各专题独立研究的基础上，该工程多次组织了学科内或跨学科的专题研讨会，在尽可能吸收前人智慧的基础上，集思广益再提高一步。武王伐纣之年的推定正体现了这种多学科的协作。可信性较高的时期文献、有关考古遗址的 C 14测年、经认证的甲骨文月食天文计算共同界定西周始年的范围，武王克商的天文推算提出可能的具体年代，再结合西周金文历谱进行整合，推定了可能性最大的克商之年当为公元前 1046年。这个数据虽早已为前人所提出，但是断代工程第一次给以多方位的论证，不能不说是一个新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