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会议是中共中央在庐山上举行的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又简称“八届八中全会”，会议集中地纠正了“大跃进”中出现的“左”的错误的会议，全会期间，毛泽东还撰写了《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一文。

1959年召开的庐山会议包括两次重要会议：7月2日至8月1日党中央在江西省庐山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2日至16日举行的党的八届八中全会。

1959年7月2日—8月1日，党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中央、国家机关一些部门的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的原定议题是总结经验教训，调整指标，继续纠正“左”倾错误。毛泽东在会上讲了话，提出19个问题要求大家进行讨论。会议从7月3日至10日，按六个大区进行小组讨论。在讨论过程中，与会同志摆情况、谈意见、边开会、边学习，自由交谈，各抒己见，轻松愉快，生动活泼，没有一点紧张气氛，大家称之为“神仙会”。会上对如何估计国内形势问题产生了两种意见分歧，一部分同志认为农村食堂、供给制、“共产风”等损害了农民的积极性，应从实际出发，认真总结1958年的经验教训;另一部分同志对于批评实际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很不满，认为是泼冷水，是右倾。7月10日，毛泽东在组长会议上讲话，强调总路线无非是多快好省，是不会错的，并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缺点错误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问题。毛泽东讲话以后，会议继续分组讨论《庐山会议议定记录》，并准备在7月15日结束。

7月14日晚，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元帅针对当时客观存在的问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谈了自己不便在小组会上谈的想法，陈述了他对1958年以来“左”倾错误及其经验教训的意见(被称为万言书)，信中首先肯定1958年大跃进的成绩是正确的;接着指出大跃进的问题所在，“1958年的基本建设，现在看来有些项目是过急过多了一些，分散了一部分资金，推迟了一部分必成项目，这是一个缺点”，“1959年就不仅没有把步伐放慢一点，加以适当控制，而且继续大跃进，这就使不平衡现象没有得到及时调整，增加了新的暂时困难”，他直截了当地指出：“浮夸风、小高炉等等，都不过是表面现象;缺乏民主、个人崇拜，才是这一切弊病的根源。”

7月16日，毛泽东突然批示将彭德怀的信印发给与会全体同志，随后，会议转入对这封信的讨论，在小组会上，黄克诚、周小舟、张闻天等发言认为信的总的精神是好的，表示同意彭德怀信中的意见;7月23日，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认为彭德怀的信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向党进攻，是右倾机会主义的纲领。从此，会议转为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问题进行揭发批判。

1959年8月2日—16日，在庐山召开了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75人，候补中央委员74人。中央有关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14人列席了会议。这次会议的议题：一是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进行批判;二是讨论调整1959年经济计划指标;毛泽东在会议期间作了多次讲话。 　　全会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和《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公报》;全会决定撤销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和周小舟4人分别担任的国防部长、总参谋长、中央书记处书记、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和湖南省委第一书记职务，但保留他们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以观后效。

其实，早在1959年7月1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召开前夕，曾写了一首《登庐山》的诗，从诗中隐约可以看出毛泽东当时对国、内外复杂形势的心境：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笼四百旋。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云横九派扶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

庐山会议原本是为了“纠左”，但会后却在全国展开了“反右倾运动”(反对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上万名党员受到了批判。其中大部分的党员在1962年被平反，恢复了工作;但设下了底线：“谁都能平反，唯独彭德怀不能平反。”彭德怀于是在当年愤然上书八万言，要求平反，贺龙受命成立彭德怀专案组进行审查，但无结果。　　1965年秋，毛泽东在中南海最后一次接见彭德怀，对其承认“真理也许在你那边”、“我过去反对彭德怀同志是积极的，现在要支持他也是衷心诚意的。”，让其担任西南三线建设副总指挥，彭德怀不计得失，来到四川成都赴任，兢兢业业参与三线建设工作;“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彭德怀再次惨遭批判、关押，于1974年11月29日含冤离世;四年之后，在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彭德怀获平反昭雪，恢复名誉，12月24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他与陶铸同志的追悼大会。